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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回教周报》分析看日本占领时期(**1938-1945)**中国回族对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关注

 

MATSUMOTO, Masumi (Ph.D.)


(日本室兰理工学院)


简** **介

日本从政治层面关注伊斯兰教始于侵占中国地区,尤其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后。本文通过对中国穆斯林刊物《回教周报》等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报刊对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以及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占中国的焦虑以及他们寻求与海外同样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穆斯林合作的可能性。

一、中国回族穆斯林改革者的主张

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汉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具有阿拉伯语—波斯语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清末到1949之前,大部分回族穆斯林汉文教育水平和汉字识字率较低,部分穆斯林通过教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波斯文化,其中少数人能成为阿訇(波斯语称作“阿訇”,阿拉伯语称作“尔林”,英语的意思是“学者”),但大部分阿訇的汉语水平较低,因此,中国回族穆斯林处于适应中国主流社会发展的调适状态中。

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有汉语程度高的学者如王岱舆、刘智等,他们用汉语翻译了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教义教法经典,中国穆斯林称为“汉可塔布”,学界称为“以儒诠经”,同时也翻译伊斯兰教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主要目的一是让中国主流社会了解认识伊斯兰教,说明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以消除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持有的偏见;二是中国穆斯林中认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人日益减少,面临伊斯兰文化传承危机。因此,“汉可塔布”在中国主流社会和穆斯林社会起着交流和传承的媒介作用。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中华民国政府时期的各项政治和社会事务,以表明中国回族穆斯林在国家建设中与汉族同样能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部分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吸收中东伊斯兰改革家的思想,尤其是改革者提倡的现代教育,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回归《古兰经》时代精神的主张。早在20世纪10年代,部分中国伊斯兰改革者在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开始创办各类中国回族穆斯林期刊,这些期刊主要刊载解读《古兰经》和圣训的文章,也刊登相关的时事话题和评论性文章,同时发表翻译的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文学作品,支持在中国开展伊斯兰研究。[1]如《月华》(阿拉伯语Nizarat al-hilal,或者“新月之花”),取汉字“华”,字面意思是“中国之花”,但蕴含“中华”之意,因此“华”是双关词,具有致力于中国国家团结回族穆斯林作为重要成员包含在内的涵义。中国穆斯林以《月华》的命名,一方面是中国穆斯林发起伊斯兰改革和中国伊斯兰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具有号召中国穆斯林跟上新时代发展步伐和鼓励创新穆斯林教育的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创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国家身份认同,表明了他们作为中国国家成员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改革者对阿訇只懂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文化少或不懂汉语的中国穆斯林社会现状提出了反思性的讨论,极力提倡具有汉语背景的穆斯林现代教育,以便中国穆斯林更好地适应新时代。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成达学校的知识分子们为避战乱迁往中国内陆,《月华》因此暂短停刊,不久在国民党(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支持下复刊,在1929-1948年期间,《月华》刊登了大量成达学校的学员的文章。

《月华》不仅报道包括印度和埃及的相关消息,而且经常报道巴勒斯坦问题,着重表达了对阿拉伯世界 “被压迫”穆斯林的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他们反压迫的态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回族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有着共同的反英情绪,它为中国回族穆斯林提供了国际视野,尤其是对有关穆斯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了解。此外,当时有很多中国穆斯林学生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些在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回族穆斯林学生将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注解(Al-tafsir)翻译成汉语,他们的翻译展现了世界穆斯林的团结和他们提倡团结共同抵御外来敌人的精神。因此,我们认为当时中国回族穆斯林改革者的主要目标是联合反日穆斯林,同时促进中国穆斯林的现代化,以建设更强大的中国,就是说巴勒斯坦的反帝国主义背景、对英国的抵抗与反日斗争是并行的,表明中国回族穆斯林鼓励和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晨憙》(1935年1月—1937年6月)也是当时中国穆斯林创办的期刊之一,与《月华》等期刊一样支持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爱国主义行为。《晨憙》在对土耳其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尤其是土耳其人对其最高政治领袖—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政治领导绝对服从介绍的同时,强调中国与土耳其在国家政治方面的相似性,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对党国政治的认同,其实《晨憙》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前驻土耳其部长贺耀祖说中国穆斯林的先人们已经将他们的信仰注入了中国国家的精神内涵,现在中国穆斯林必须遵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穆斯林不应该被汉奸或叛国者欺骗,而是应该将他们共同的精力集中于推翻帝国主义,解放中国。[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穆斯林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必不可少的成员,中国的确是民族大国,吸收养育了包括基督教和佛教在内的其他各种宗教团体,换句话说,在中国国家范围外穆斯林的团结并没有中国国家的更大团结重要。因此,《晨憙》通过集中论述土耳其世俗主义与现代化的积极方面,明确传达给中国穆斯林的信息是要认识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对于国家的集体责任优先于个人的权力,但该期刊并没有涉及中国回族穆斯林与外部世界穆斯林团结的问题。

《回教大众》随着中国穆斯林改革者撤到中国内陆后,于1939年停刊,存在时间短暂。该期刊同样具有支持国民党政权和具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如一个作者郑重地宣布对日战争的胜利将会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想模式,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一致。该期刊还揭露了日本精心策划的支持伊斯兰运动的欺骗本质,认为日本不但在日本国内寻找支持者,还在中国北部和内蒙古寻找支持者。刊发了著名穆斯林诗人沙蕾的《寄巴勒斯坦的回教战士们》诗,该诗描写了中东和远东穆斯林为什么和如何要对他们的压迫者发动圣战,原因是基于共同的公正观念,同时展现了穆斯林所理解的荣耀。[3]

总之,在当时中国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背景下,亲国民党的中国穆斯林改革者所创建的中国穆斯林期刊,促进并激发了中国回族穆斯林对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同样反对日本针对伊斯兰的政策,提出全国抵抗日本运动,支持建立中国穆斯林的统一协会,目的是在“未觉醒”的中国穆斯林中间传播爱国主义和改革主义思想。

总体来说,在战争时期,一切海外的议题都被帝国主义媒体所垄断,因此对伊斯兰和穆斯林都持有一样的偏见,更糟糕的是所发行的刊物大部分是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为此,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们独自承担起收集和分析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中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消息,一方面为了回击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他们与其他受压迫穆斯林的团结。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甚至担当了中东、土耳其和印度事务战时状态的报道员,他们的作品中传达的是对伊斯兰知识和智慧深刻理解,以及对压迫者进行坚决反抗的智慧。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代表着大约4—5千万的中国回族穆斯林,寻求被认可为中国大民族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都以自由之名反抗同样的侵略势力,并且他们都对国家怀有自豪感。

二、**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一些大亚细亚主义者为了扩大日本的影响范围,策划利用中国、内蒙古和满洲的穆斯林,同时还有东突厥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甚至为了未来的政治需要考量支持和保护从苏联逃出的穆斯林政治难民,部分苏联穆斯林为寻求日本的庇护,在日本一些大型城市中心如东京和神户定居下来,日本为此成立了“南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满铁”。

自1932年“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对该地区的战略和地缘政治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这里安置了数千士兵,另外移居了为数不少的来自日本的工农兵,表面上将此地视为对共产党的一个缓冲区。日本政府通过“满铁”提供隐秘的资金持续支持从苏联逃出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南满铁路研究部门和位于东京的东亚洲商业情报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继续收集关于回教徒的信息,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培养学者、派遣间谍和机构。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占领中国北部,它对占领区的蒙古族和回族穆斯林的特殊关注开始为人所知。蒙古高原草原、中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是被日本军队“重新发现”的,日本军方通过研究得出“丝绸之路”上的居民正面临被“共产主义侵略”的危险,因此他们设想着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建立“反共产主义走廊”,日本领导人还猜想这些人是日本的“朋友”,为此,日本开始对穆斯林和蒙古人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上。日本政府的上述政策和行动,对日本一些学科,如蒙古、“丝绸之路”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当时二战接近结束,纸张依然短缺时期,但1938-1944年日本国内不断有研究文本和学术论文出版,因此我们认为这些项目都是日本政府资助的。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仍然是奇怪的而难以理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军活动以及居民行为傲慢无礼和不区分好坏,导致了他们潜在的反日情绪,但是日军的行为为中国形成广泛的亲共产主义心理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日本为了吸引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注意力,日本着重传达的信息是只有日本的军事实力能够成为穆斯林的保护者,因此,日本可以成为受压迫和折磨的穆斯林民族的解救者,能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了他们。日本还以一些优惠性措施来诱使中国回族穆斯林归顺,如保护清真寺和伊斯兰传统教育、优先给他们分配生活必需物资、免除税务以及建立和持续支持专门针对回族穆斯林学生的现代学校,表面上是这些举措由中国回族穆斯林单方面实施。

三、日本虚伪协会及其伊斯兰政策

日本军方以明确各种机构作为化解军队内部分歧的润滑剂。如茂川机关(Shigekawa Agency)负责伊斯兰事务,它继承了土肥原机关(Doihara Spy Agency)的功能,1935年开始在北京和天津积极参与诸如政治阴谋和秘密策划的事件中。茂川机关主要负责处理非法贩卖鸦片,筹划虚假叛乱等事务,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开始积极参与“回教工作”。

1938年2月,茂川机关制造了一个虚假或伪造的组织称为“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由茂川秀少校(Major Shigekawa Hidekazuz)领导。虽然王静斋和马松亭两位成达学校的中国穆斯林改革家与国民党军队一同撤退出北平,但他们的反日主张丝毫不减。当时留在占领区的中国回族穆斯林包括商人、小贩、餐馆老板、农民、汉语文学家、记者、阿訇和宗教学生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虽然他们生活在日本占领区,但他们憎恶日本的野蛮和傲慢行径,然而大多数人为了自身的安全放弃抵抗,其中部分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处于消除他们的贫困、提高教育水平等考虑,因此采取了接纳日本优惠政策的“迫不得已”生存方式,日本则保持安抚姿态,宣布日本绝不会干预伊斯兰教义和学说,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传统文化、信仰和课程等将会得到保护,尤其是对天津的回族穆斯林。[4]

日本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们希望能组织和动员穆斯林增添日本在中国的力量,但是日本军人却对穆斯林社会的“安全性”有所担忧,他们认为需要在社区中鉴别并孤立反日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员。总之,中国回族穆斯林被日本看作是比他们的同胞汉族“更安全”的力量,至少他们的宗教与接受共产主义的无神论者是完全相反的。日本认为不提供安抚则无法安心,为此,日本人任命了一些中国回族知识分子作为虚假组织的重要监视人员和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安全人员,这些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扮演了日本占领军与阿訇和穆斯林之间的协调者。

四、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创办的《回教周报》

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出版的第一份月刊《回教》于1938年4月在北京刊发。《回教》主要刊登关于日本对伊斯兰政策以及伊斯兰信仰等内容的文章,同时报道国外的伊斯兰事务,其中很多文章指责英国对中东和印度伊斯兰的殖民意图,20世纪40年代,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将该期刊改为周刊,刊名随之改为《回教周报》,从1940年4月到1945年4月共出版194册,其中多篇文章报道了日本对伊斯兰的政策,同时刊登关于《古兰经》解读、伊斯兰道德的讨论、文学、有关占领区穆斯林社区的信息以及反共产主义运动趋势的文章,关于中东新闻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几乎在每期周报中都会出现,主要突出表达“深切关注”的态度。有趣的是这份亲日期刊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与反日亲国民党期刊有类似之处,既其表达的立场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中东穆斯林深切关怀的情感。中国内陆发行的亲国民党穆斯林期刊因为资金缺乏以及纸张供应的不足而难以定期发行,而亲日的《回教周报》则定期发行,持续不断地刊载与穆斯林世界相关的众多国际问题,为占领区的中国回族穆斯林了解相关议题和动态提供了大量信息。我们只需查看1940年8月发行的《回教周报》首期,便能了解其在该区域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周刊将巴勒斯坦阿拉伯统一运动视为世界穆斯林统一的开拓性行为,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如涉及到伊拉克石油、地缘政治、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霸权建立后觉醒的阿拉伯(穆斯林)与犹太人纷争,同时认为阿拉伯运动将会弱化英国和法国的区域霸权,阿拉伯在与霸权的斗争中太脆弱而难以产生影响,所以世界3亿穆斯林必须要联合起来援助阿拉伯人民,并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将促使他们自己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政策中解放出来,并且运动将最终建立一个联合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样的分析下,阿拉伯人民可以利用大英帝国的衰落而通过和平手段和最少的抵抗来独立,对此讨论的重点是阿拉伯人热切地希望日本和美国这样的中立国支持他们为正义而做的努力。1940年9月6日发行的周报发布了一条报道,称巴勒斯坦穆斯林“被铁篱所束缚”,因此认为巴勒斯坦穆斯林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及犹太居住者的示威是正义的。1941年4月11日的周刊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它报道说“中东处于混乱中,轴心国支持穆斯林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而这正是被英国所压制的。”该期刊还强调说“犹太移民的锡安主义运动是反伊斯兰的,犹太人的荒谬想法是他们必须要继续移民计划,因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犹太人的家园……只有中国愿意给犹太移民签证,为什么犹太人不到中国?上海杨树浦区的犹太人区有3万犹太人。”但是中华民国的汪精卫政权1940年3月是在日本监视下建立的,也就是说杨树浦区也是由日本直接控制。1941年5月16日刊载《世界上所有穆斯林都应该站出来反抗英国》的文章,文章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了圣战吉哈德而共同奋斗……那布鲁斯附近的阿拉伯和英国卫队发生了冲突,原因是那里的阿拉伯人监禁了一个非法定居的犹太领导。同时,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在英国使馆前发动了一次游行活动,他们高喊‘打倒英国’。”同样话题开罗的《金字塔报》(al-Ahram)也报道说“现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反英运动正在形成,这是阿拉伯解放运动持续几十年以来应该得到的成果。”1941年7月26日的期刊继续论述此问题,并谴责《贝尔福宣言》是双向政策。1941年11月14日刊载了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亚洲复兴以及阿拉伯运动》,该文主要论述的问题:1.在泛阿拉伯主义下建立穆斯林统一体的重要性;2.废除封建制度以及阿拉伯国家联合;3.促进现代教育及提高个体生活水平;4.提升阿拉伯文化使其居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列;5.废除分而治之的政府政策建立一个拥有共同的军队、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联合民族国家;6.加强实施完全现代的民族复兴运动;7.承认阿拉伯运动代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全部,并鼓励在“反英”和“亚洲复兴”口号下的亚洲民族自决要求。1941年12月8日之后,相同的讨论不但继续,而且更加激烈,这是因为日本发动了对美国“大东亚战争”。1942年6月12日的期刊公开承认它对日本大东亚战争的赞许和支持,甚至呼吁成立大东亚伊斯兰联盟,明确其目的是为解放亚洲“被压迫”的穆斯林。1942年6月20日的期刊开始对美军进行声讨,由于2万美国士兵登陆伊拉克,同时一些文章支持穆斯林到大马士革抗议英国,并描述了几千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如何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1942年7月3日的论述说反英运动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军事力量。1942年7月10日周刊大胆地提出穆斯林对轴心国家所抱期望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英国军队所作所为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居住者们是站在一起的。直到日本战败前,该期刊坚定地保持它的一贯立场—亲巴勒斯坦,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和英国。因此,我们认为亲日本的《回教周报》与其他亲国民党的回族穆斯林期刊有着共同的反英立场和态度。

要确定多少人订阅或定期阅读《回教周报》是困难的,然而,读者们却能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份关于国际事务的非常有用的资源,因此发行量高于反日期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要中国北部的回族穆斯林继续处于日本的军事管辖下,不论日本官方在当地的审查有多严格,关于中东的信息通过《回教周报》就不会断,反而比其他期刊更易于得到,也就是说,读者们掌握的信息没有因日本的严格审查而造成遗漏。

此外,很有必要考虑当时《回教周报》的回族穆斯林编辑所面临的困难,在日本的军事管理下,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描述和诉求实际上等同于中国回族穆斯林对日本的抵抗,但只要文章重点强调反英倾向,日本监督员就会同意发行。中国回族穆斯林们通过编辑和阅读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文章会产生受同样压迫的感觉,能激发了他们强烈反抗残酷的、非正义的统治者—日本的情绪。

在《回教周报》刊登的文章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发轫文章富有说服力并占据主导地位,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就会发现,期刊编辑对巴勒斯坦问题与读者们持有同样的观点,明确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反压迫和穆斯林团结的坚定支持的态度。

结** 论**

本文分析了在中国回族穆斯林读者中,无论编辑个人是亲日还是反日,其支持巴勒斯坦的观点是一贯的,在日本军方以及机构宣传日本是唯一的伊斯兰保护者的同时,而日本军队和公民的野蛮行为很明显是无视伊斯兰信仰的,生活在中国占领区的回族穆斯林对此只能静观和假装从属于这个强大的统治者,等待这个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但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对压迫者带给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灾难的了解,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却激发了他们与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团结、联合生活在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穆斯林、全世界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穆斯林才能恢复他们的尊严和骄傲的意识和认识。

第一手资料:

《月华》

《晨憙》

《回教大众》

《回教》(中国回教总联合会)

《回教周报》(中国回教总联合会)

第二手资料:

Ando Jun’ichiro.安藤潤一:《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构成》2009 “Chuuka minkoku ki ni okeru Chuugoku isuraamu shin bunka undou no shisou to kouzou”「中華民国期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の思想と構造( Thought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Islamic New Cultural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jia Yuugaku『アジア遊学』Tokyo: Bensei shuppan.

Komura Fujio 1988:《日本伊斯兰教史》Nihon Isuramu shi『日本イスラーム史』(History of Islam of Japan),Nihon isuramu yuko domei 日本イスラーム友好連盟 (Japan League for Islamic Friendship).

Matsumoto Masumi. 松本ますみ. 2013:《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穆斯林期刊的国际认识:回族穆斯林在伊斯兰改革、国家建设和反帝国主义中的作用》「1930 nendai no chuugoku musurim muke kango zasshi ni miru kokusai ninnshiki—isuramu kaikaku kokkakennsetu, han teikokushugi no naka no kaimin kango chishikijin 1930年代の中国ムスリム向け漢語雑誌にみる国際認識―イスラーム改革・国家建設・反帝国主義の中の回民漢語知識人―(Int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Muslim journals in China in 1930—Hui Muslim Intellectuals in Islamic Reform, Nation-Building, and Anti-Imperialism)」SIAS Working Paper (Sophia University).

Matsumoto Masumi. 2006:《中国穆斯林爱国主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ing Patriotism among Muslim Chinese”. In Kosugi, Komatsu, and Dudoignon, eds.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Century: Trans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__London: Routledge, pp.117-142.

Mao Yufeng. 2011. “A Muslim Vis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Pilgrimage Missions to Mecc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2: 373-395.

[1] Matsumoto Masumi, “Rationalizing Patriotism among Muslim Chinese.”  In Kosugi, Komatsu, Dudoignon, eds.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Century: Trans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__London: Routledge, 2006. Pp.117-142.

[2] 贺耀祖:《土耳其之宗教与中国回教青年》,《晨憙》Vol2, Np.10(Oct. 15,1936)。

[3] 沙蕾:《寄巴立斯坦的回教战士们》,《回教大众》,No. 1重庆(zhongqing):1939。

[4] 天津区本部1939《分会章程摘要说明》,《回教》Vol.1, No.3。安藤潤一郎2009. “Chuuka minkoku ki ni okeru Chuugoku isuraamu shin bunka undou no shisou to kouzou”「中華民国期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の思想と構造」, Ajia Yuugaku『アジア遊学』Tokyo: Bensei shup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