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以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为例
汪昱廷**(Yuting Wang)**
**美国沙迦大学，国际学系**
摘要：本文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与政治背景下，研究了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经历，着重分析中国穆斯林移民由宗教少数人群转换成多数人群的身份变迁、移民身份以及因跨国经历引发的对多重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他们在增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联系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当前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案例。
关键词：华人、穆斯林；跨国移民；适应模式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伊斯兰教是外来文化，早期中国穆斯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海外移居中国的。伊斯兰教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伊斯兰教7世纪时通过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传入中国，当时他们居住在中国长安和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和常州等地，并建立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且与当地的中国女性通婚定居，中国历史文献中称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为“番客”或“五世番客”。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发展和穆斯林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回族、东乡族、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中国各穆斯林民族始终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经过千年的调适已适应了以儒家文化传统建构的主流社会。由于19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中国各族穆斯林居住的地理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回族，由过去居住在中心城市逐渐聚集在西北部边远地区，此居住格局变化强化了中国非穆斯林认为穆斯林是外来民族的意识。中国穆斯林社区空间分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是由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农村公社与城市工作单位的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和户口政策的放宽，国内各族穆斯林的流动性随之增加，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住的地理区划界限被打破。中国各族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讲汉语的回族，仍生活在庞大的汉族社会中，但各族穆斯林始终保持尊崇唯一的主—安拉，心无旁骛地履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保持不吃猪肉不饮酒的饮食习惯；中国社会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建构的，加之实行政教分离政治原则，使得各族穆斯林难以依据沙里亚法或伊斯兰法处理部分社会事务；再者，中国各族穆斯林认为到麦加朝觐以及熟知《古兰经》表示他们认为与国外穆斯林（乌玛ummah）保持联系交流是必要性。然而，这些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方式对中国穆斯林社区而言受到诸多政策限制，中国政府认为与国外宗教实体联系紧密对国内政治稳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防止国外宗教对国内宗教的渗透，在宗教对外联系方面的监管较为严格，这种情形在客观上一是容易被外界误解，二是导致了国内时常发生非穆斯林民族与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的局部冲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各族穆斯林在自我认同方面确实是有“在异乡的陌生人”（Andrew 1921: 12）的感觉。
自古至今在中国穆斯林跨国移民群体中，他们选择移民的首选区域是穆斯林或一些不限制他们进行宗教实践的地区或国家，或选择去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穆斯林也加入了中国海外移民的浪潮中，向欧洲、北美和东南亚等区域迁移，在中国穆斯林移民中经济移民占多数，也有少数声称政治难民，但在现存的文献中很难查证这些移民的民族和宗教身份，由于中国穆斯林在过去三十年间海外流动性的增加，这一空缺亟需填补。侨居海外的中国穆斯林在侨居国被认为既没有足够的伊斯兰教身份，又没有足够的中国公民身份，处于两栖人的尴尬境地，也就是中国穆斯林移民面临着如何取得侨居地对其伊斯兰教的宗教身份和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尴尬境地，他们当中部分人因此主动选择被同化，另部分人则保持了独立化的方向发展。可见“中国穆斯林”的称谓在国外一直被认为是个矛盾概念，其焦点是对“穆斯林”和“中国人”身份如何认同与界定的讨论。国内外中国穆斯林商人们与中国贸易一道已融入国际贸易网络，他们成为中国与以穆斯林为主体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纽带，而且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在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加凸显。中国穆斯林跨国移民到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例如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他们由宗教少数群体转变为多数群体，这身份的改变对于其日常生活是否有影响？他们在适应新家园的过程中，宗教民族与国籍对他们的“穆斯林”和“中国人”身份认同有何影响？中国目前在世界格局中的现状介于安全区域（Dar al-Amn）以及战争区域（Dar al-Harb）之间，其中蕴含了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这些不可预测因素对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影响如何？
纵观国外学界研究，无论是汉学研究领域，还是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中国穆斯林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被忽略的研究群体。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中国回族的民族起源及其身份变化的特征（例如Gladney 1996; Lipman 1997; Israeli 2002）；历史学着重研究中国穆斯林起义、军阀以及伊斯兰信仰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国穆斯林信仰实践等方面（例如Kim 2004; Atwill 2005）。21世纪初的新疆“7.5”事件之后，海外研究者对中国新疆研究的关注与日俱增（例如Bolvingdon 2010; Kaltman 2007; Starr 2004; Gladney 2003,2004; Rudelson 1998）。社会学主要研究主要关注诸多社会因素对中国各族穆斯林少数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如教育程度、就业、收入状况（Zang 2011a, 2011b），以及宗教对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穆斯林商人经商行为的影响（Wang and Yang 2011）等，虽然这些成果填补了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研究的部分空白，但并未充分关注到改革以来中国各族穆斯林在国内和国外迁移率不断增长及其由此所反映的各类社会问题，加之，现有文献对中国穆斯林国内移民以及跨国移民研究的记载及其缺乏，因此为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文明历史，以及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当前的冲突，世界穆斯林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等一系列问题，研究世界穆斯林移民的经历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与政治背景下，研究了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生活经历，着重分析中国穆斯林移民由宗教少数人群转换成多数人群的身份变迁、移民身份以及因跨国经历对其多重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他们在增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联系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可为当前解决当前文明间的冲突讨论提供有益的参考案例。
二、伊斯兰教背景下的移民
迁移在伊斯兰教概念里是透过宗教视角认识的。在圣人穆罕默德时代，穆斯林们就经历了迁移，圣人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们为了逃避迫害，被迫迁移到麦地那，放弃了之前的生计，这次迁徙标志着伊斯兰时代的到来，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希吉拉时期”或“迁徙时期”。
研究神圣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宗教学家将世界分为和平区域（Dar al-Amn）以及战争区域（Dar al-Harb）两个不同的范畴。《古兰经》提及有关迁移的内容都属于这两个范畴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并给生活在“和平区域”之外的穆斯林提供指引（Abu-sahlieh 1996）。穆斯林是否被允许迁移到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他们又如何在“和平区域”之外的领域遵循伊斯兰教生活方式，这些问题成为神学家们讨论的重点。这些讨论对于生活在现代的穆斯林们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科技使得旅行和沟通更加便利，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使得“和平区域”与“战争区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还有第三个范畴即安全区域（Dar al-Amn）的出现使迁移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伊斯兰学者们致力于讨论如何定义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气候下和平区域（Dar Al Islam），战争区域（Dar Al Harb）和安全区域（Dar Al Amn）。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了三个宗教范式：抵抗、接纳和选择性合作，以此来解释穆斯林对美国社会不同的接触方式（Mattson 2003），认为不同的接触方式反映了生活在西方穆斯林的行为差异以及他们对于神圣法律的不同解读。一些重要伊斯兰法学家们将西方国家归纳为另外一个范畴即平安或安全区域（Dar Al Amn），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可以自由地践行他们的宗教（Moore 2010:9）信仰。
中国穆斯林先民是海外移民。中国伊斯兰法学家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中国穆斯林身份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变化，因为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1400年中经历了王朝更替、两次世界大战、内战以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环境和制度改变对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关系影响重大，从而也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少数民族身份框架（identity matrices）。其实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以及中国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在一千多年发展历程中主动地调适以适应中国社会及其传统文化（Gladney），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总体上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关系。中国新疆由于东突问题一直处于中国反分裂的前沿，在社会环境和政策层面与内地穆斯林相比较为严格，但是中国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很少受其影响。同时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各种优惠扶持政策提高各族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社会发展环境，而对新疆地区的支持力度尤其大。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在国内由于中国穆斯林企业家以及中国穆斯林社区在增加中国与其穆斯林伙伴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中所拥有的潜力，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如最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的内地开放试点经济区显示了中国穆斯林聚集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为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继续提高和改善各族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生活条件，以免损坏中国在穆斯林主体国家中的声誉，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加之，目前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是战争区域（Dar Al Harb），还是安全区域（ Dar Al Amn）的定位没有明确化，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有必要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以及穆斯林身份地位的变化。
三、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
人们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是通过阿拉伯和波斯商旅队航行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7世纪中期。早期来华的穆斯林大多数是阿拉伯或波斯商人，他们到达中国东南部的港口广州、泉州和常州等地，以贸易为主。唐朝时期（618-907），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人员开始正式定居中国，通常在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以及长安等地，形成了中文史料记载的“番客”社区。历史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穆斯林社区在伊斯兰教的第四个世纪中叶建立的（Israeli, 2002: 291-294）在宋、元王朝中穆斯林不仅已经担任朝中各类要职，且在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元朝时，色目人（现今的中国穆斯林，主要指回族）享有比汉族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在明末清初（15世纪）进入“黄金时期”。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中汉文造诣高的刘智和王岱舆等用儒家术语和概念解释伊斯兰教，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称为“以儒诠经”（Murata 2000; Murata, Chittik and Tu 2000）。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文化事项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展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对话，在今天的世界文明对话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7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清王朝时期，满族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反对清朝压迫性民族政策的反抗中，回民[2]遭受了残忍的大屠杀，大部分被驱逐出中国的中心地带，被迫在中国西北恶劣的环境中重新定居。在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回民被当作中国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与汉族、蒙、满和藏族享有同等的地位。回族作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确立的，虽然回族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伊斯兰教的信仰，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禁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但由于中国实行无神论教育，很多回族孩子长大后对他们信仰的宗教了解甚少。
中国穆斯林社区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社区，由诸多民族人口构成。回族分散杂居在中国境内，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中国穆斯林的多样性不仅因为他们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语言不同、风俗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迥异以及居住方式的不同所导致，更多的是他们践行宗教信仰和行为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刻。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针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国际反恐主义行动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穆斯林尤其是回族依然坚守着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对回族而言，民族身份首先是由中国政府认定的，但得到了回族自己的认同，回族穆斯林身份是与他们分布广泛和多样化的说汉语各族穆斯林之间形成联结 (Gladney 1996)的媒介。在改革开放和宽松的民族宗教环境下，宗教的重要性重新引起各族穆斯林重视，回族身份是她们与其他民族穆斯林乌玛（ummah）民族身份区别的标志，他们认为作为回族不一定是好穆斯林，回族必须自觉履行伊斯兰教信仰和义务责任才能成为穆斯林。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穆斯林身份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标志，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与非穆斯林的身份区分；其次是与其他民族穆斯林的区分，具有区分身份关系的性质。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吉尔吉斯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10个少数民族。中国各族穆斯林形成主要通过族际通婚、领养以及宗教信仰皈依等方式，历史上中国的穆斯林聚集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四省区），其余的穆斯林散居于中国境内，与主体汉民族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中国各族穆斯林居住形式有居住在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乡村，或聚集在城市中的清真寺的周围，大部分生活在在特定的穆斯林社区范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农村建设发展，对农村的穆斯林村庄以及城市的穆斯林社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其影响更为深刻。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城乡穆斯林传统社区分布的传统格局，给城乡穆斯林和社区之间联系带来诸多不便；大量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各族穆斯林移民加剧了城市人口的文化差异性，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群体间的界限因此重构，其对中国各族穆斯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Wang and Yang 2010）。
中国穆斯林大部分属于伊斯兰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虽然普通穆斯林大多数并不知道伊斯兰教各学派在神学方面的真正区别，一些人甚至不知道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区别，但是在信仰方面以及实践方面的区别明显，该区别是以“教坊”或穆斯林社区表现出来。苏菲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有实质性的影响，四大苏菲门宦当今在西北穆斯林聚集地区依然存在，苏菲“谢赫”或者“老人家”作为具有超凡能力的苏菲社区宗教首领，在解释伊斯兰教义和当地宗教事务具有权威性。瓦哈比主义对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影响是通过与中东的接触而形成的（Gladney 2003）。瓦哈比主义为建立中国穆斯林与世界穆斯林乌玛重新联系途径，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其影响力，但收效甚微。
从语言方面看，随着中国穆斯林在空间、时间上与阿拉伯世界距离的遥远和其逐渐适应了主流儒家文化，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特征。如汉语“清真”一词，被中国穆斯林用来特指与伊斯兰教信仰有关的食物，以“清真”定义了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多神信仰和吃猪肉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反映了中国穆斯林严格尊崇伊斯兰教一神论的思想以及穆斯林对卫生的高标准要求，“清真”概念成为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区分的标志，反映了他们在汉语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此外，中国穆斯林通过结合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而生成的特殊语言“经堂语”，成为部分穆斯林日常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在语言方面形成了中国回族与非穆斯林民族间的界限。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穆斯林身份认同必须通过他们与非穆斯林（包括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演变来理解，中国穆斯林的集体记忆对于构建穆斯林的民族宗教认同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或者一个宗教信仰的成员，中国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孤立或静态的，而是具有联系性和灵活性。
四、全球化时代的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
“9·11”事件是世界增加对穆斯林关注度的分水岭，尤其在欧洲和北美。在世界范围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公共话语和学者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穆斯林青年的激进化，以及伊斯兰教思想与西方世俗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然而中国非穆斯林移民却通常被描述为“少数民族模范”，他们的职业道德和与家庭为主的价值观念不仅与移民地区社会相互融合，而且很好地遵守固有传统。从宗教方面看，中国非穆斯林移民中大部分皈依基督教行列，凸显了西方社会对他们“少数民族模范”的假设，因为这意味着中国非穆斯林移民在积极寻求融入到移民地的主流思想中（Yang 1998）其实，西方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外佛教和道教在西方社会也得到广泛的接受。
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在西方公共话语和学者的视野中因人数较少而不被重视，他们在西方和中国非穆斯林社区中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传统观念认为如果海外中国穆斯林想要成为真正的穆斯林，他们就必须放弃他们的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而如果他们想要保持其中国人的国家身份，那么就很可能失去伊斯兰教信仰，因此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身份认同面临着“中国人”和“穆斯林”两难选择的尴尬。西方现有研究着重于文明间的冲突，很少或没有考虑到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此以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为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最大的海外中国穆斯林社区之一，因此我们选择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社区为田野调查区域。在2013-2015年间，我们对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同背景的中国穆斯林移民进行访谈和观察，访谈记录和观察数据表明，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所形成的内部强烈团结意识的因素来自他们的民族（穆斯林移民）和宗教（伊斯兰教）身份认同，其表现形式为他们有意识地在部分事务中将自己与其他穆斯林区分开来，如教育、职业取向、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方式以及政治观念上的差异。调查数据还显示，侨居于此的中国穆斯林在其多重身份认同中强调“中国”身份。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在21世纪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现状，将会对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的中国国家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产生持久影响；海外中国穆斯林在21世纪所面临的特殊生存、尤其身份认同为我们重新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案例，而对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群体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
五、侨居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认同
中国穆斯林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据说部分中国穆斯林从麦加朝觐后在返回中国途中选择定居此地，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人数较少，他们大多数选择内部通婚，同时遵循当地的语言和风俗，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独立时，这部分中国穆斯林与当地其他少数群体一样被赋予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民的身份。
今天大部分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是在20世纪90年代移民此地，一部分因为迪拜经济的繁荣而来，一部分人是为家庭团聚而来，也有出于宗教原因而来的，另外移民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逐年增加，其中大部分非穆斯林在与穆斯林共同工作的环境中逐步对伊斯兰教有了深刻了解，一部分人通过与穆斯林妇女或男性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从而成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穆斯林移民社区中的成员。在20万生活和工作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人中，穆斯林人口虽然只占很小的部分，但他们却是中国穆斯林移民在国外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专门提供中国西北风味餐馆的盛行，便可窥探出中国穆斯林移民社区在该地区发展壮大的趋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部分中国穆斯林是龙城的商人，龙城是中国商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的批发和零售中心；一部分是餐馆业主或小生意人；还有很少一部分是阿联酋政府和宗教机构聘用的宗教人士，作为中国穆斯林移民社区的伊玛目；其余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分布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他地区，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坐落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面积3万平方英里，其南部和西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东部毗连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1971年建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七个酋长国由各自世袭的埃米尔所治理。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得益于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而成为重要的国际劳工接收国家，从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原来杂乱无章的荒漠地区转变为设计良好的国际性城市集合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目前是世界发展最迅速的经济体，既是高等教育专家的梦想之城，又是低技术含量的建筑工人所热衷的工作地点。迪拜作为国际城市，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多元文化持开放欢迎态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净迁移率,[3]但是其移民政策却一直很严格，同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所推行的移民政策相似（Longva,1997; Winckler 1997; Kapiszewski, 2001; Gardner 2010; Kamrave& Babar2012），所有移民不论他们的种族背景、专业技术和教育程度，所有的移民都只是暂时居住在阿联酋，但他们在卡法拉系统[4]（保荐制度）内的工作许可证可以一直更新，直到退休，对移民而言永久居民的概念不存在。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移民政策给侨居者培育了“永久不确定”（Ali, 2011）的观念，并形成了与他们临时生活方式相符合的意识和心理。
对大部分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而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一个做生意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在面对面的访谈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他们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的满足感。他们说他们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达的科技和高质量的生活所震撼，对商业人士而言，迪拜就是梦想之地，这里有充足的商业机会，良好的基础设施，成熟的服务行业，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强大政府，它秉持自由经济政策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与在中国国内相比都有显著的提升。受访者们还表示，在他们所考虑移民的因素中，除了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外，还有在穆斯林国家生活的好处。正如他们所言“我们是穆斯林，穆斯林就应该生活在穆斯林国家。我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会更加便利。”他们对在这里暂时许可的居住状态却很少考虑。也有一部分人打算移民到西方国家，那里的生活水平更高，而那里的移民政策对永久定居更有指望。但是，当他们被问到假如他们到了美国，生活是否还会如此便利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穆斯林国家是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到周围良好的伊斯兰教育，并且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可以真正地成为穆斯林，每天能听到五次唤礼，到处都是清真寺。在斋月里我们的工作时间被缩短，我们不用检查食品中的原料是否清真，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穆斯林的环境中成长，这是最重要的因素。迪拜是一个穆斯林社会，我作为一个穆斯林，这里对我经商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我是一个外国穆斯林，在这里我也会觉得安全。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喜欢迪拜，即使我有机会搬到美国，我想我也不会去的，那里对穆斯林有很大的歧视，我（会）担心我的孩子，美国犯罪率很高，高中学生甚至在学校吸毒……在我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我更愿意居住在迪拜，至于西方国家，我对这些国家了解的不是很多，除非我被迫要求返回中国，否则我想一直居住在这里。这里的人不喝酒，我非常喜欢这点，这里的人也更友好更值得信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实行移民只有居住许可的，不能成为其公民的移民政策，所以中国穆斯林移民与其他人国家的移民一样都被当成是暂住的移民或侨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不打算将这些侨民吸收为公民。由于中国穆斯林移民大部分居住在迪拜，在迪拜伊斯兰教信众占多数，使得他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适应性比中国非穆斯林好，因为侨居于此的中国非穆斯林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
访谈资料证实了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不仅只是经济移民，在他们的移民因素中，宗教方面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每周的集会或其他公共场合中，中国穆斯林移民以各种方式展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如以追溯家谱与中东的联系方式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再如服饰，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妇女们经常穿上黑色的阿巴雅（妇女长袍），男人们则通常穿上白色的坎都拉（男性长袍），像阿拉伯人一样拥有大眼睛高鼻梁的女孩子会得到长辈穆斯林妇女更多的认可和赞美，相同的认可和赞美也会用在长相与阿拉伯人或中亚人相似的男性身上。一个人向我讲述了这种特殊心理对她女儿的影响：去年我的小女儿进入青春期，她经历了一段与此相关的煎熬时期，由于她身体发生的变化使她经常很沮丧，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没有她姐姐漂亮，因此她感到伤心。我的大女儿有着大大的眼睛和高鼻梁，印识安拉（表示感叹），她漂亮得像阿拉伯人一样，人们总是赞美她，但是我的小女儿却没有这样的长相，她长得像中国人，她经常因为人们那些比较她与她姐姐的言辞而感到沮丧……除了对“阿拉伯长相”所持的积极观念，人们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宗教学者以及那些可以流利地说阿拉伯语的人也表示出深深的尊敬。超过2/3的受访者都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有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教学的学校，只有少数穆斯林家庭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或美国学校，但这些学校也提供阿拉伯语教学（因为这是政府强制规定的）。上述访谈资料表明，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注重他们的宗教身份认同，对于他们搬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宗教信仰变得更加虔诚而感到骄傲。一部分人通过参加正规课程来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他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的中国人身份很多时候是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主要因为容易被中国非穆斯林群体掩盖，但是在同中国穆斯林移民面对面的访谈和观察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身份在中国穆斯林移民职业发展和商业活动中给予了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本，很多受访者都清楚地表达了希望中国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我告诉别人我是从中国来的，我的老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离巴基斯坦和印度非常近，但是别人看到我的长相都不太相信我是中国人，我总是要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表明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对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具有强烈感。
M先生在迪拜生活了20年，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社区非常出名的，M先生有两个商务名片：在工作时间他是政府的口译员，另外他经营了一个阿拉伯语翻译机构。由于他的中亚特征长相以及流利的阿拉伯语，很多人都很难确定他来自哪里。这些特征给他带来很多好处，他受到当地人的信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很少有人的能胜任去妥善地处理中国公民的事务，但他就是其中一个。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得很好，可以轻易地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其生活方式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一样，但是他仍然更偏爱中国食物，并且更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他与中国外交官员、大型国企的海外员工以及著名的中国企业家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M先生是中国现任主席习近平的热心支持者，他支持习主席的反腐败运动，并时刻关注中国的消息，他的中国公民和穆斯林身份对于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功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H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作为中国穆斯林移民商人的另一个成功典范。他在中东的一个出名机构受教育而成为了伊玛目，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中国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精神领袖，在龙城穆斯林居民区做了10多年的（residential）伊玛目，为生活在龙城附近的穆斯林居民成功地筹集资金，他现在正监督该地方第一个社区清真寺（community mosque）的建设，他还是当地一家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生活杂志的总编辑，此外，他还在龙城附近的国际城经营了几家穆斯林餐馆。他留着长胡子，总是穿着白色的坎都拉，戴着白帽。中国穆斯林的身份为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和经济市场资源。
M先生来自甘肃，H先生来自青海，他们在中国曾经拥有的省份和区域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关系。M和H先生同其他中国非穆斯林移民一样，他们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区域贸易协会的成员，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本来属于别人的商业机会。作为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的著名人物，“一带一路”的倡议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商机，因为这里正在建设一个国际贸易的港口。他们经常为那些想要在阿联酋市场找到一席之地的中国商人充当中间人或联系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中国社会关系网，使得他们与传统移民有所区别，他们两只脚结实地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中国两边，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与中国人身份互相补充，为他们的生意提供了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因此他们的移民身份更具有跨国性。
以上两个案例阐释了中国身份对于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尤其强调中国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身份。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并没有放弃他们中国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而是继续将他们自己看作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互动的产物，在回答有关身份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时，受访者们经常提到他们曾经在中国各省和区域的身份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侨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父母越来越重视教授他们的孩子中国语言与传统文化教育，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教孩子阿拉伯语，但是毫无疑义的是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孩子要学习普通话，要么自己教孩子，要么将其送到各种汉语学习中心参加汉语课程，或者雇用家庭教师来教孩子。此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中国穆斯林移民社区中心，每周五早晨有志愿者为其他对汉语感兴趣的人提供不同阶段的免费汉语教学课程，该中心是居住在迪拜及其附近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筹建的，大部分志愿者是一些正值学习年龄的孩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迁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前在中国有教育经验，因此他们尤其擅长根据不同年龄组和语言能力而设置课程，他们不仅使用中国大陆出版的国家汉语教材，还根据中国教育部出版的课程计划来教学。为鼓励孩子们学习，并且增加孩子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里还开设《三字经》、中国武术、中国舞蹈、民歌以及中国剪纸艺术等课程。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具有突出的中国公民身份认同意识。在此必须提到的是老师们在教课的时候都要仔细确认他们所教授的内容符合伊斯兰教义。如当老师讲到中国传统节日时，比如清明节，老师会认真地向学生解释，为什么穆斯林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过这样的节日和举行节日仪式。
六、结论
通过对中国穆斯林移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经历的研究，我们认为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框架（identity matrices）是由原来宗教和少数群体身份转变为宗教和多数群体的身份而建构的。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将该地看作是安全的天堂，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自由地践行伊斯兰教，而且有更多机会来实现经济上的稳定。此外，他们在突出宗教身份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减弱，这是由他们在中国成长或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而与身俱来的生存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假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像其他穆斯林国家一样，愿意与中国这个崛起的经济政治强国发展更亲密和牢固的经济与社会联系，那他们的下一代也更愿意与中国保持牢固的联系。
除非阿联酋改变其移民政策，否则侨居于此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将继续保持他们的原有的宗教、民族和国家身份，这是由于伊斯兰教与中国汉文化千年来朝夕相处和交往的结果。即使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与当地人族际通婚率的提高，也不能使他们完全抛弃其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如部分与与当地人通婚的中国穆斯林移民妇女同样热切希望教孩子说普通话，并让他们的孩子与中国穆斯林移民孩子在一起，除了居住地方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变，“中国穆斯林”所蕴含的宗教、民族和国家的多重身份认同，将继续在海外中国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清晰地传达给生活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部分是因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住时间较短，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度，侨居中国穆斯林与生活在中国驻阿联酋外交机构的联系紧密，寻求与中国国家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仍然将侨居海外的中国穆斯林移民视为国内少数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政府与中东社会合作交流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海外非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作为的中国海外移民的统一体，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从中国迁移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在在中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迁移，但侨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穆斯林移民经历以及他们的适应模式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处于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边缘，这对于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来说，在国际化时代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地，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在中国与世界联系交流中更有灵活性和动机性，在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和世界穆斯林间交流交往中将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政府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增进了海内外中国穆斯林彼此了解，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与中国国内社会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户外中国穆斯林移民与移民地社会保持和平相处的关系，很少有激进者，这些积极因素为提升他们社会资源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因此，研究中国穆斯林移民在海外的经历、身份变迁、移民身份以及因其跨国引发的多重身份认同的影响，可为当今不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反极端主义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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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新闻稿：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9/12/c_123708278.htm.
[2]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回民是一个不明确的标签，指在中国统治下所有信仰伊斯兰的人。宗教是定义回民或回族的最主要特征，直到共产党采用了其民族政策，回民在中国才被官方认可为信仰伊斯兰的十个少数民族之一。
[3] 资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ae.html.
[4] 卡法拉系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实施的一个保荐制度，目的是监控临时外籍员工。在这种制度下，只有阿联酋国民或企业实体可以为外籍员工获得合法签证和居留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