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时代的伊斯兰与中国边疆研究：日本汉学的问题，以及被浪漫化的“丝绸之路”话语的遗产
日本室兰工业大学
教授 Masumi MATSUMOTO
“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语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提出的。19世纪末他到中国西北旅行，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书。李希霍芬是在“不平等条约”时代进行的这番研究，此语是他的研究结果。这本书后来被译成日语，1942-1944年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这本书日语版的出版时间正值中日战争，不出意外的是，“丝绸之路”这个关键词迅速流行开来。1940年代，为了改善战争形势，日本人重新审视这份约70年前的旅行记录。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分析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日本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伊斯兰研究发展情况的关系。而且，我将介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Kahoku Kotsu）聘请的摄影师拍下的一些照片。该株式会社是当时在华北运营的一家国家政策型企业。
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汉学的发展状况
1. 日本汉学的“史前史”：学术研究者的情况
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有悠久传统。当时，日本学者尊崇、赞赏中国的文化、思想与作品，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不过，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汉学被修正、重塑。1906年，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运营南满铁路公司（Mantsu），其后就出现了一波亚洲史的研究高潮。京都帝国大学于1906年开设亚洲史课程，内藤湖南（Naito Konan）和Kuwabara Jitsuzo桑原隲蔵 是该校学者的代表。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在文学系里开设亚洲史课程，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教授是其著名学者。
为了回应时代需求，日本学界开始了满洲-蒙古研究、满洲-朝鲜研究与东亚（区域）研究。这些研究聚焦于游牧民族霸权在历史上不断的兴衰交替，以及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在此过程中，明治时代被美化、修饰的作为道德之邦的中国形象，被否定了。相反，与“进步”的明治时代日本相比，中国开始被视为陈腐落后的国家。他们认为，日本正在所有方面奋力追赶“文明”的西方社会，包括国家建设与民族思想的形成。
他们的汉学研究越深入，他们就越自信地肯定和强调所谓日本帝制优于中国的话语，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天皇体制保持了两千年无中断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而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与王朝兴衰交替不绝。这一话语也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合法化。
另一方面，他们积累对中国本部四周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特征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分裂性与不连贯性，认为中国的完整性存在根本缺陷。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试图以中国经典为基础，证明日本的历史、文化根基，有时还试图以此证明日本的种族根基。他们以这些研究来证明，日本是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国家，拥有一些独特特征，如天皇制，以及独特的语言、风俗、伦理与种族。换言之，他们用汉学研究来审视自信的日本国这一鲜明的自我形象——这个国家正在所有方面经历现代化，但也因快速的社会变迁而焦虑、烦恼。具体而言，这一自豪的日本民族“进步”、“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为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的“丝绸之路”研究热创造了条件。
新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们根基薄弱，但他们自信能比中国和西方汉学家更好地理解中国史。在明治时期之前，日本私塾就教授儒家思想。这些傲慢、刚愎自用的学者相信，他们精通文言文和儒家思想，所以在理解中国问题方面，比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更完善的知识基础。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为了将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事占领合理化，他们对满族、蒙古族、突厥族等游牧民族的历史展开研究，并进而研究东西方关系史。例如，1933年Fujita Toyohachi藤田豊八写了《东西方关系史》，1939年Iwamura Shinobu岩村忍写了《东西方关系研究导论》（Tozai Koshoshi Josetsu）。亨利·玉尔（Henry Yule）和亨利·柯蒂埃（Henry Coldier）的《中国之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也被译为日语，在1944年出版。《朝日新闻》也出版了一本书《西北中国》（Seihoku Shina），并提到了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朝日新闻》 1945:19）。
2. 右翼亚洲主义者的诞生
在明治时代的政治团体中存在两种流派：“主权派”（Kokken-ha）和“民权派”（Minken-ha）。1894-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主权派”与右翼亚洲主义者合流。右翼亚洲主义者坚信亚洲“需要日本的扶助”，日本应独霸亚洲。他们觉得，日本有足够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日本能成为“落后”的亚洲的领导者，这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性”——拥有不曾中断的帝系。这些亚洲主义者试图输出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路径，该模式不包含民主与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他们对性别平等、国民平等不感兴趣。亚洲主义者全都是中产阶级的男性活跃分子，就像父权制的日本社会里的其他男性一样，他们不听其他人的意见。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让日本男性成为亚洲的核心。
3. 伊斯兰研究的开始
尽管日本汉学发展起来并取得了成就，但学术圈依旧对伊斯兰研究无所问津。1920年代，一些持亚洲主义观点的浪人，如Sakuma Teijiro佐久間貞次郎和Tanaka Ippei 田中逸平，归信了伊斯兰教。他们希望日本人和穆斯林在亚洲大陆的合作，能够“解放”亚洲人，使其摆脱西方列强和布尔什维克的控制。满洲国的成立也使日本人意识到伊斯兰研究的紧迫性，因为在满洲国境内有回族，还有来自前帝俄领土的3万多穆斯林难民（Sakuma 佐久間1938）。在这种情况下，“满铁”和持亚洲主义观点的浪人开始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进行初步研究。但这不是官方资助的项目，而是由“满铁”提供一笔秘密经费，进行私人研究。
4. 日本伊斯兰研究开始的背景
对伊斯兰的全面研究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和内蒙古。这个地区的人口据认为有5000万-8000万，日本人接触到大量穆斯林。尽管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信仰带来了不便，但日本人不得不“控制”穆斯林。
搞阴谋诡计的专家Shigekawa茂川少佐被任命为Shigekawa茂川机关长，处理伊斯兰事务。该局在1938年2月成立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目的是把日本占领区的所有穆斯林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参加反共亲日运动（Ando 2015）。
在东京，1938年8月，日本陆军、海军与外交部联合确定了一项关于伊斯兰的国家政策，针对中国、中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确定了基本方针（Shimada 島田 2015）。在一篇题为《我国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我回教政策樹立ノ基礎》）的论文中，作者指出了以下行动方向：（1）利用穆斯林的联合力量；（2）利用伊斯兰反无神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性质；（3）利用穆斯林的反基督教、反西方情绪；（4）利用穆斯林的才能与勇敢；（5）利用这一点：穆斯林是被剥夺权利的民族，与日本有共同利益，日本也试图向伊斯兰地区拓展商品市场；（6）利用伊斯兰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注1）
具体对中国的伊斯兰教而言，该论文认为：“穆斯林反共、反西方情绪强烈。他们开始慢慢地对日本有好感……俄国和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反日，而我们已使他们从中国要反日的幻觉中清醒。这么做，我国的亚洲政策将易于成功，并将使东亚（在日本统治下）变得更稳定。我们迫切需要与亚洲穆斯林形成紧密关系。”（注2）
换言之，日本计划把回族作为分而治之的工具，在反日的中国制造回汉分歧。在具体做法上，日本制定了一项政策，要在中国西北建立一个反共地带，将穆斯林与汉人分离。（注3）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回回国”。
5. 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发展
1938年，在国民党军队很快退出华北、该地区被认为恢复“稳定”之后，日本的伊斯兰研究迅速兴起。
在“蒙疆政府”管辖下的张家口和呼和浩特，日本成立了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成为对穆斯林和蒙古族进行田野研究的中心。日本还在包头成立了特务机构“包头公所”（Komura 小村1988：95）。日本人在那里制定了一项计划，要修建一条从北京到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铁路。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征收了华北所有铁路系统，它不仅负责交通运输和安全事务，而且主持研究与宣传活动。
为此目的，在日本看来，穆斯林研究以及中国西北穆斯林研究，对解决“中国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问题”是指如何应对中国的反日情绪，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制定了一项详细的铁路建设方案，准备修建8000公里横穿中亚的铁路，从包头经哈密、库车、喀什、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德黑兰、巴格达、伊斯兰布尔，直抵柏林和巴黎。根据计划，该铁路将用于发展矿业、运输日本产品。经该铁路，只需十天便可从东京到达柏林。它被命名为“反共铁路”、“穆斯林铁路”。穆斯林被视为抵御共产主义侵蚀的“天然”屏障（Yumoto 汤本1942: 10-15）。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学、史学、语言学、哲学、文献学、生态学领域的很多年轻研究者，大部分是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被统一组织起来，在充裕资金支持下，投入这一新的伊斯兰研究领域。他们意识到“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比西方落后一二百年”（Nohara 野原1965）。在短时间里，他们开始了田野研究，并发表了大量论文。
例如，在内蒙古和华北对伊斯兰进行田野研究的很多年轻研究者，对战后日本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如亚洲史、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其中的杰出学者有Iwamura Shinobui岩村忍、Nohara Shiro野原四郎、Takeuchi Yoshimi竹内好、Ishida Eiichiro石田英一郎、Niida Noboru仁井田陞、Matsuda Hisao 松田寿男、Tasaka Kodo田坂興道、Saguchi Toru佐口透、Ono Shinobu小野忍、Fujieda Akira藤枝晃、Imanaga Seiji今永清二、Mitsuhashi Fujio三橋冨治男等。
但我们必须指出，上述研究者中的一些在战后放弃了伊斯兰研究。我们必须考虑学术活动与时务需求、与日本维持军事占领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并不独立，而是服从于国家政策，因而有时会犯错误。
战后，Nohara Shiro野原四郎 放弃伊斯兰研究，重拾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在1960年代做了自我反思。他坦承，在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无法对日本意在对中国分而治之的伊斯兰政策进行批评。Nohara Shiro野原四郎回忆说，这些学者的态度几乎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亚洲解放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却支持对其他亚洲人实行军事压迫（Nohara 野原1965）。换言之，即使是日本的田野研究者，也未能把自己的立场放在其他亚洲人一边。尽管亲眼目睹了日本对当地人野蛮残酷的军事占领，但他们没有慎重考虑自己的立场，只是不加质疑地配合日本的军事政策。显然，这样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不可靠的。
二、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相集中的穆斯林照片
2013年，我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其他学者开始对京都大学人类学系收藏的一套相集进行研究。该相集有超过3.6万张照片，拍摄于1938-1943年的华北和内蒙古，似乎是由Kato Shinkichi加藤新吉捐献的。Kato Shinkichi加藤新吉是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宣传部部长，在战后，因为担心被收缴，他把该相集上交给了美国占领当局。相集中有200多张穆斯林的照片。
相片内容多种多样，有礼拜，清真寺，驼队、清真食品铺等穆斯林经营活动，穆斯林学校，穆斯林青年组织等。照片拍摄于内蒙古（包括张家口和呼和浩特）（译者注：张家口当时位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辖区）、北京和河南的清化。在1942年9月《北支》杂志（Hokushi）的穆斯林特辑中，说明语是这么写的：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出品的流行摄影杂志《北支》也出了穆斯林特辑。
如今，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地区已被置于我们的共荣圈之下。我们必须建设一个稳定的社区，传给我们的后代……认识北京的穆斯林，和认识西北的穆斯林有相同的效果。这将引领我们认识全世界的穆斯林。如果我们更好地对待中国的穆斯林，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将重新评价日本人和日本。”
拍摄这些照片是为了让日本读者了解穆斯林——穆斯林虽然看起来比较特殊，但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朋友。但真相是，与日本当局合作的回族人，当时只是为了保护贫穷愚昧的回族社会。例如，“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Tang Yicheng唐易塵，就试图以食物和必需物资，给他所在的回族群体更好的保障。虽然日本宣称自己是“伊斯兰的保护者”，但日占区的回族人害怕这种外来军事统治，希望他们被赶走。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拍摄这些照片是为了宣传目的，是要让日本民众相信，伊斯兰对于日本的东亚战略很重要。照片经过严格审查，精心筛选。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看到，在“稳定已恢复”的表象之下，被拍摄者看到日本摄像师和军人时面露恐惧。
尽管日本摄像师和研究者无意识地配合了日本的占领政策，但这些照片还是描述了一些当时回族社会的现实。经历1958年的破坏和“文化大革命”后，这些现实至今未能恢复。同时，我们可以估测，在违反当地人意愿的外国军事占领之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此外，对“丝绸之路”的浪漫化表述，曾经是建立针对“他者”的经济与军事宰制的工具。
小结
在这篇论文中我讨论了三点。第一点是汉学与日本军事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二点，在日本的军事统治之下，学者被动员起来研究伊斯兰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军方，只是觉得，研究这个对日本而言“奇异”但很重要的群体，是他们的责任。第三点，为宣传目的拍摄的照片是给日本读者看的，照片激起了日本人在知识方面的好奇心，当时他们自视为亚洲的领导者。
战争期间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兴盛一时。1999-2015年，日本又实行了一项伊斯兰领域的研究项目，我也是其参与者。我们必须注意到战前与战后这两个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不进行这样的回顾，我们就无法避免对伊斯兰观念进行浪漫化表述，也无法批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野蛮行为。
注：
(1)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5336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914-917 33-34コマ目
（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533600、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I-2-1-0-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930 42コマ目
(3) 「１２．時局に伴う対支謀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20305387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四巻(A-1-1-0-30_0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4コマ目
参考文献：
Ando Jun’ichiro安藤潤一郎2014「日本占領下の華北における中国回教総聨合会の設立と回民社会――日中戦争期中国の「民族問題」に関する事例研究へ向けて――」(Nihon senryoka no kahoku niokeru chugoku kaikyo sou renngoukai to kaimin shakai)The foundation of China Islamic League and Muslim Society in North China under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u)87、21-81．
Asahi Shimbun 1945 「西北支那」Seihoku shina
Yumoto Noboru 湯本昇1942 「建設計画と其の意義」Kensetsu keikaku to sono igi（The Construction Plan and its Significance,『中央亜細亜横断鉄道概要』Chuo Ajia ou dan Tetsudou Gaiyou (Outline of the Central Asian Transborder Railway), 帝国鉄道協会Teikoku Tetudou Kyokai
Sakuma Teijiro 佐久間貞次郎1938 「満洲回教民族と現在の動向」Manshu Kaikyo minzoku to genzai no doukou (Muslims in Manchuria and their current situations) 『イスラム』(Islam)２、イスラム文化協会 (Isramu bunka kyokai).
Komura Fujio小村不二男1988『日本イスラーム史』Nihon Isuamu shi (History of Islam in Japan), Nihon Isramu yuko domei.
Nohara Shiro野原四郎1965 「回教圏研究所の思い出」Kaikyoken Kenkyujo no omoide (Memoire of Kaikyoken Kenkyujo (Institute of the Islamic Area) 『東洋文化』Toyo Bunka No.38.
Hokushi北支 Sep. 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