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阿富汗与中亚的地缘政治
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在中亚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本文将中阿政治、商业与文化关系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中阿关系历史久远。本文先探讨可至少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两国之间的联系，然后探讨阿富汗作为一个主要佛教中心的角色，以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地区的和尚，是如何参与到把佛教传播到汉朝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过程之中的。文章接着探讨18世纪中华帝国与阿富汗帝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文章将探讨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如何于1761年击败印度的马拉塔联盟一年之后，吓阻了乾隆皇帝，并试图组建一个中亚穆斯林诸汗国与哈萨克人之间的联盟，以阻止清帝国进一步西进。这位阿富汗皇帝还向北京派出一个使团，带着四匹骏马，以及一封写给中国皇帝乾隆的信，阐述他对清朝在中亚的统治的意见。再次，文章将分析20世纪中阿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将分析1980年代中国对苏联占领阿富汗的立场，以及对“后9·11时代”美国为首的国家对饱经战火的阿富汗进行军事干预的立场。文章最后一部分探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与军事大国的角色，并分析在中国对阿富汗及更广泛的中亚地区的不断深入的介入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和安全、经济利益。
正文
阿富汗与中国的关系建立于2000多年之前。宗教，尤其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以及贸易与政治，一直将两国连接在一起。公元前2世纪，一名来自阿富汗地区的和尚通过传教，赢得了第一个中国佛教信徒。阿富汗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开启于2100多年之前，从中国延伸到罗马。早在公元前104年，一位来自阿富汗王国的官方特使就通过“丝绸之路”抵达了中国皇帝的宫廷。公元1-5世纪，信奉佛教的贵霜王朝统治今天的阿富汗地区，在此期间，无数的和尚前往中国传教，其中一些最终永久在华定居。
除中国佛教朝圣者外，还有很多学者、探险家和政治使节也拜访或途经阿富汗，对南亚和中亚的情况写下了中国最早的一些记述。就这些地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记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在很多情况下是珍稀的信息。早在伊斯兰教传到阿富汗之前，阿富汗地区的很多城市，如喀布尔（中国古称“高附”）、卡比萨、楠格哈尔、巴尔克、巴米扬、白沙瓦等，就已为中国人所知了。中国和尚和旅行者提及佛教在这些城市的盛况，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听众。从4-5世纪起，中国朝圣者开始大量涌往阿富汗和印度的佛教学问中心，与此同时，来自中东的货物和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往中国。中国和尚拜访大的佛教寺庙、禅院和宗教圣地，收集和他们的这种新信仰有关的信息。
法显是一位中国名僧。他于公元399年离开长安，用14年的时间旅行，收集珍贵的书籍和佛教文献。他拜访了很多地方，包括白沙瓦、巴努、斯瓦特和楠格哈尔，描述了阿富汗地区著名的禅院与佛教中心，并记述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与传统。他提到了迦腻色伽国王在白沙瓦修建的寺庙，佛陀用过的高脚杯，以及楠格哈尔的哈达庙，这座庙是为敬奉佛陀的头骨而修造的。
公元518年，敦煌僧人宋云与和尚惠生一起出发，赴印度搜集佛教典籍。他一路经过了兴都库什山脉、喀布尔、楠格哈尔和白沙瓦。宋云成功收集了170部与大乘佛教有关的书，于521年将其带回中国。宋云描述了关于当地人宗教生活与政治的有趣细节。在楠格哈尔（位于阿富汗东部），宋云也看到了奉着佛陀头骨的著名寺庙，以及另一座禅院，那里保存着佛陀曾穿过的外衣的13个残片，以及18英尺长的佛陀手杖。他提到，这座禅院还保存着佛陀的一颗牙齿和一根头发。
玄奘是第三位著名的中国旅行家和高僧，他在7世纪到达了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多个地方。公元629年，26岁的他从家乡河南省出发，寻求知识，搜集佛教典籍。公元645年他带着124部大乘佛教书籍回到中国，这些书必须用22匹马驮着才行。他在《西域记》一书记述了自己的经历，并提供了关于当地地理和政治的重要信息，以及当时的宗教与社会环境。玄奘经过撒马尔罕和霍勒姆，于公元630年抵达巴尔克。他接着去了巴米扬、卡比萨、楠格哈尔、加兹尼、喀布尔、巴达克山、斯瓦特，并于公元644年9月回到中国边境上的莎车和和田。他记述了位于许多重要人口中心的佛教禅院，里边有成千上万的和尚在学习和研究。在描写巴尔克（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寺庙时，他提到，那里有佛陀的花瓶、牙齿、扫帚和塑像，塑像上装饰着珠宝。在巴米扬（位于阿富汗中部），他描述了那里的两个巨大佛像，一座睡佛，以及其他的圣物。他写道，有约1000名和尚生活在十座禅院里，都是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的信徒。在描写卡比萨时，他提到该国国王被视为智者、勇者，是一位坚定的佛教信徒，每年修建一座17英尺高的佛陀银像，并组织和尚举行宗教大会（Moksha-maha-prishad）。也是在7世纪，另外两名中国旅行者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穿越阿富汗（经过了大夏、犍陀罗和卡比萨）。620年旅行的Wang-hiuon-tso (译注：王玄策? 但是时间不吻) 是中国宫廷派出的使者；664年Huan-Tchao（译注：名字拼写或许有误） 路过了属于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
玄奘西行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8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在中东和中亚扩张，“丝绸之路”向中国传输了穆斯林的宗教与文化。在随后的几百年里，阿富汗出现了几个强大的地区性穆斯林帝国。唐帝国崩溃后，中国西北部分为不同王国，相互征战，后来统治该地区的辽帝国（947-1125年）的君主派出使者，试图安抚位于阿富汗的穆斯林势力，尤其是加兹尼王国——中国人从唐朝时起就知道这个王朝的存在了。1020-1030年，至少有两个中国使团被派往加兹尼王国（位于今天的阿富汗中部），携带中国君主的书信，呈交其苏丹马哈茂德（Mahmud）的宫廷。
中亚与阿富汗帝国、大清帝国的扩张
接下来的一次阿富汗帝国与大清帝国的正式交流发生在18世纪。清朝在摧毁准噶尔政权后，扩张到塔里木盆地，并于1759年征服喀什。准噶尔和喀什（位于塔里木盆地）这两个新获取地被合并为“新疆”，由“将军”管理。信奉佛教的准噶尔人的失败鼓舞了新疆南部的穆斯林地方上层，为穆斯林的迁入铺平了道路。18世纪后半叶，更多的中亚不同族群的成员开始迁到新疆，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阿富汗人。
在征服准噶尔和喀什后，清帝国计划进一步攻占中亚西部。有记录认为，清帝国很清楚沙俄与一些中亚君主、尤其是哈萨克人之间关系亲密，所以也准备与沙俄开展敌对行动。
1760-1765年，受到清帝国扩张威胁的一些城市，如撒马尔罕、莎车、塔什干等，开始寻求组成一个地区性联盟，并在该地区寻找盟友，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抵御清王朝的进攻性政策。中亚人，尤其是塔什干人、浩罕人、喀什人和莎车人，请求阿富汗国王、杜兰尼帝国创立者艾哈迈德·沙·杜兰尼（1747-1772年在位）提供保护，抵御清帝国的威胁。一份日期是1763年10月3日的文件提到了Albai、Abulmanbet、塔什干、喀什、莎车和Khujandis派去觐见阿富汗的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的使者。中亚各国君主，如统治浩罕和塔什干的Irdana、统治胡占德和Uratepe的Fadil Bi，以及一名哈萨克苏丹，致信艾哈迈德·沙，请求他“保护穆斯林世界免遭不信道者的攻击”。
如诺达（Noda）所述：“清朝的记述明显反映了1760年代阿富汗与巴达克山的险恶局势的发展。”据阿兹黑德（Adshead）所说：“艾哈迈德·沙组建了一个穆斯林邦国联盟，准备以‘吉哈德’来抵御清帝国的任何进一步西进。”艾哈迈德·沙与其他中亚国家君主联系，准备对清帝国发起联合抵抗，同时在国都坎大哈附近集结部队。
与此同时，外交努力也在继续。1762年末，艾哈迈德·沙向北京派出使团，“带了四匹极为高大的骏马，这既是一项威胁，也是一项许诺。”来自中亚的资料认为，这位阿富汗君主的意图是，与清帝探讨清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地位。中国官方记录引述了这位阿富汗君主给乾隆的信，说这份信是在表达喜悦之情，因为乾隆击败了中亚的一个重要势力准噶尔，为清帝国与阿富汗开展直接联系开辟了道路。莫斯卡（Mosca）表示：“艾哈迈德·沙的信意在炫耀他的武力，而乾隆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纽比（Newby）所说：“这个大军事家在对北印度的一连串战争中奠定了自己的声誉。”在这个阿富汗使团被派往北京一年多以前，这位阿富汗君主在印度击败了强大的马拉塔联盟的军队。这场战役发生于1761年1月，战场位于德里以北约60英里，史称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数以万计的马拉塔军队在此战中被杀，包括马拉塔领袖、马拉塔军队总统帅Sadashiv Bhau（1730年8月-1761年1月），以及马拉塔帝国“帕什瓦”继承人Vishwas Rao（1741年-1761年1月14日）。后者是浦那的“帕什瓦”、马拉塔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Balaji Baji Rao的长子。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被视为18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
艾哈迈德·沙·杜兰尼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写道，马拉塔的大汗（“帕什瓦”）集结了数十万部队，准备夺回被他占领的德里。但当他们听说他即将杀来时，他们躲进了帕尼帕特要塞。艾哈迈德·沙在那里击败了他们，杀死了10多万人。莫斯卡认为，艾哈迈德·沙在信中提及他对马拉塔人的胜利，对于乾隆皇帝“带有隐含的威胁意味”。
如前所述，阿富汗使节给乾隆皇帝送了“四匹骏马”，以示诚意。来自米兰的耶稣会传教士、宫廷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 –1766）为乾隆绘出了这“四匹骏马”。这幅画被视为郎世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但是，这位阿富汗使节没有给清廷留下好印象，因为他拒行表示顺服的三跪九叩礼。据纽比所述，“在所有当时被派往清廷的穆斯林使节中，似乎只有这些阿富汗人拒绝三跪九叩。清廷官员愤怒地斥责了阿富汗使节，并指出即使西方人和俄罗斯人都行了三跪九叩礼。”
乾隆皇帝覆信阿富汗君主，提醒他战争将是愚蠢的，而且乾隆皇帝是“天下之主，统御万方，奖善罚恶。”乾隆下令，相同内容的信件还必须送交巴达克山、浩罕、吉尔吉斯的Edigene部，以及位置偏西的“中部部落”哈萨克族的统治者。
1763年初，艾哈迈德·沙派出一支军队北上。阿富汗军队被部署在浩罕和塔什干之间的区域。不过，到1764年底，这些阿富汗军队已经从该地区撤离。同时，艾哈迈德·沙向很多伊斯兰国家的君主写信，促请他们参加这场圣战。这至少激发了一场反叛，于1765年发生在喀什境内的一座小城乌什 (Ush)，那里的穆斯林带着得到穆斯林世界支持的期待而起事。
如阿兹黑德所说，阿富汗帝国“威胁发起一场国际圣战，这吓阻了乾隆，使满洲人在天山地区的扩张停止，使乾隆未能像他所计划的那样挺进里海。”尽管杜兰尼帝国和清帝国之间没有开战，但阿富汗君主的谋划阻止了清朝进一步征服中亚地区。据阿兹黑德所述，乾隆决定不再向天山的另一边挺进，天山地区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西北的新疆省的交界处。但在1765年，艾哈迈德·沙与布哈拉组成联军入侵巴达克山，杀死了该国君主素勒坦沙，理由是素勒坦沙向清朝出卖了大小和卓——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大小和卓是一个苏菲派纳克什班迪教派世系，集政治与宗教权力于一身，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他们举兵反叛清朝政府，在清军的进攻下丢失了莎车和喀什。1759年他们向西逃亡，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巴达克山（位于今天的阿富汗东北部）后，被该国君主素勒坦沙擒杀，并把首级送给了乾隆皇帝。
当代阿富汗-中国关系
在20世纪，阿富汗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尽管阿富汗在一战和二战中保持中立，但因为中阿两国都曾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即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向它们发动的战争，所以两国之间有天然的亲切感，能走到一起。阿富汗是在1950年初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少数国家之一。在阿富汗政府向中国总理周恩来递交外交照会两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中国新疆-苏联-阿富汗三方边界地区。阿富汗采取这一主动行动四年之后，1955年1月，北京与喀布尔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55年3月，丁国钰（后来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并在三个月后抵达喀布尔上任。1956年，喀布尔也向北京派出阿卜杜尔·萨马德（Abdul Samad）大使。
1957年1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从莫斯科抵达喀布尔，使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高度。周恩来强调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联系”，以及“追求独立的共同斗争”。周恩来表示：“阿富汗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激励了中国人民为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斗。”作为阿富汗对中国新的正面态度的一个迹象，阿富汗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汗于1957年10月底访问北京，并于1959年9月再次访问，两国重申了彼此友好的承诺。
1960年8月底，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阿富汗期间，中阿两国签署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都称此为“新丝绸之路”。两国于1963年5月开始边界谈判，于11月22日签署“中阿边界条约”。两国成立一个联合划界委员会，宣布将在1964年进行实地测量，树立界桩。1964年3月陈毅再次来到阿富汗，签署了一个边界议定书，用详细的地图划定了新疆与“瓦罕走廊”之间长约100公里、位于山区的狭窄的两国边界。在受邀四年后，1964年，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汗访问北京。在最后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双方确认，1955年的万隆不结盟国家会议“对于挫败帝国主义政策和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公报还期待，即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为反对殖民主义和进一步巩固亚非团结”做出贡献。同时，其他双边与多边关系也在持续发展，包括贸易扩大、文化代表团交流以及两国之间航线的建立。
阿富汗、中亚与中苏角逐
1979年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后，中国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出阿富汗。同时，强硬的阿富汗反苏抵抗军让北京得到了一个给其对手莫斯科造成伤害的机会。在此之前，中苏之间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且从1960年代初以来互为死敌。1980年代阿富汗的反苏抵抗使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种不同的宗教，以及资本主义和毛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成了罕见的同盟。他们都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抵抗者与苏联作战。
为了遏制苏联在亚洲南部和西南部的影响力，并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共产主义中国还选择了阿富汗作为一个打击苏联人的战场。北京主要通过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抵抗者。通过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中国向巴基斯坦运输武器，最终送到阿富汗抵抗者手中。中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驻北京代表达成协议，向阿富汗抵抗者出售大量武器，换取美国每年提供数千万美元，这些协议“巩固了CIA与中国情报机构之间不断强化的秘密反苏合作”。这些武器主要是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和突击步枪。中国向阿富汗抵抗者提供了数十万支仿造的苏联轻步枪AK-47（因其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而闻名）。不过阿富汗人还是更喜欢使用原版的苏联AK-47，因其效能更佳。
尽管中国对阿富汗抵抗者的支持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巴基斯坦和美国提供的，但外国媒体也报道了中国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介入。外国媒体称，中国顾问抵达了一个小型阿富汗毛主义组织“永恒怒火”（Shola-e-Javed）的避难与训练营地。中国据称与另一个很小但很积极、很喜欢发声的阿富汗组织也有紧密联系，即阿富汗妇女革命联合会（RAWA）。RAWA于1977年成立于喀布尔，据称和毛主义有联系，但后来该组织与毛主义的措辞保持距离。
同时，中国也担心苏联与它的另一个地区对手印度的紧密关系。为了抗衡印度的地区影响力，北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亲密盟友，从而形成了一个反苏的巴-中-美三角联盟。巴基斯坦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该三边关系变得更坚固，因为三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即打击和击败苏联。
中国与地区稳定
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合作性降低了，因为曾把两国利益绑在一起的战略纽带逐渐消失了。”中俄两大国继续在中亚这个战略地位重要、自然资源富饶的地方竞争，争夺影响力。不过，作为越来越有雄心的中国的西侧的一个重要安全区，阿富汗对北京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有助于其边界安全，确保它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并抗衡印度的影响力。
纽约和华盛顿发生9·11袭击后，北京宣布完全支持2001年美国为首的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中国支持美国为首的打击“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战争。不过，中国选择采取了观望的谨慎政策，在阿富汗保持一种相对较低的政治姿态。中国也拒绝参与美国牵头组织的阿富汗安全机制。
同时，美国/北约军队在中国附近的长期存在，成为了中国战略思考者和思想者担心的事情。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山区的“瓦罕走廊”与中国毗邻，有一段狭窄的共同边境。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战略目标感到怀疑。北京也担心美国设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一些中国军方人士认为，“阿富汗是美国对中国构筑的C形陆地包围圈的一个核心环节。”
另一方面，阿富汗官员一直敦促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给阿富汗和整个中亚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2002年1月，刚成为阿富汗总统不久的哈米德·卡尔扎伊访问北京，强调中阿两国的紧密联系。一个月后，中国重开驻喀布尔大使馆。2002年12月，中国在《喀布尔睦邻关系宣言》上签字，承诺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与主权，并在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支持和平进程与重建努力。2012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期间，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和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一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将增进在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并加强情报共享。
中国是共同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该组织成立于2001年，另外五个创始成员国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了对抗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中国希望在中亚和东亚建立一个区域性架构，以便赢得最佳的周边环境，并将遭到美国战略包围的风险最小化。”中国担心美国试图对它建立战略包围圈，这种受威胁感使它进一步走近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认为北京是比华盛顿更可靠的盟友。巴基斯坦官员称中国是他们的“全天候伙伴”，而美国是“不可共患难的伙伴”。
传统上，中国是通过与其盟友巴基斯坦的关系的角度来制定对阿富汗政策的，考虑如何对其对手形成地区性的战略制衡。作为邻国的印度是中巴两国的共同对手，基于共同利益，北京和伊斯兰堡一直彼此珍视，视对方为针对印度威胁的战略对冲。自1947年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过三次战争，并发生过一系列低烈度冲突。另一方面，1962年印度和中国因为边界问题开战，双方都指责对方占领了自己的大片领土。
巴基斯坦把中国视为安全方面的庇护者，以及防范印度的高价值保障。前巴基斯坦驻美大使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说：“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是一个低成本的防范印度的次级威慑”，而“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价值的防范印度的安全保障。”尽管巴基斯坦安全部门与一些武装组织有密切联系，但中国一直是伊斯兰堡的一个主要武器供应者，并帮助其修建了几个军工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甚至延伸到了核科技与导弹科技领域，以及武器设计领域。两国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人员训练、联合军事演习和情报共享。
但是，北京目前的首要关切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分离主义者的存在。新疆毗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变得不安定了。中国还担心伊斯兰好战主义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扩展到新疆。在1980年代，不少维吾尔武装分子进入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从那里被武装组织招募，其中一些也曾在阿富汗与苏联人作战。在塔利班统治期间（1996-2001年），这些维吾尔人中的一些也在阿富汗待过，不过后来有一小部分回到了新疆。
前塔利班驻伊斯兰堡大使表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是“唯一一个与该大使馆和[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成为第一个赴坎大哈会见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的来自非穆斯林国家的非穆斯林大使。奥马尔“向他保证，阿富汗从来没有任何兴趣或意愿去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1989年，苏联军队被迫撤出阿富汗的同一年，维吾尔武装分子组成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2000年该运动改名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其目标是反对它所认为的北京的压迫性政策，尤其是向新疆大量迁入汉族人的政策——这导致维吾尔人成为新疆的少数群体。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维吾尔武装分子回到巴基斯坦，在那里建立了基地，据报道他们在这些基地策划了几起发生在新疆的袭击。
北京的阿富汗政策一直避免激怒巴基斯坦政府或导致两国关系紧张。阿富汗和美国官员一直敦促中国劝说或迫使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采取行动，并清除其国内的塔利班庇护所。也有迹象表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伊朗也反对美军在阿富汗的长期存在。2015年初，中国官员承认他们与塔利班有联系，并表示他们希望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扮演支持性角色。中国在关于阿富汗和平的四方协调组（QCG）（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中国四国）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性作用，该机构于2016年1月在伊斯兰堡召开首次会议。但是，意在于喀布尔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发起直接对话的QCG进程，在2016年6月的第五次会议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后就陷入停顿。
但是，在2017年6月8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在那之后，中国同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协调，并鼓励两国合作，寻求阿富汗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6月25日出访喀布尔和伊斯兰堡，并表示包含中国与巴、阿两国的三方会谈机制将能促进对话与合作。中国外交部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共同朋友，中国鼓励两国尽快建立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妥善应对任何类型的突发事件。”
但是，中国传统上主要关心在阿富汗投射软实力。两国都表现出增进合作和拓展目前为止有限的联系的意愿。渴求资源的中国是最早与阿富汗签订一系列经济协议、向该国矿产资源（包括铜和石油）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国家之一。中国对阿富汗自然资源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内部稳定有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大经济存在的现实，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多方面，中国“一带一路”（OBOR）倡议的成功有赖于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中国对阿富汗的兴趣主要是由于自身安全考虑，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一些成员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被极端化的风险。中国在阿富汗的经济投资，以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是中国介入该地区的驱动力。因此，无论对中国自身安全还是中国对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地区的投资而言，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都至关重要。
结语
阿富汗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至少回溯到公元前2世纪。两国之间一直存在宗教、文化、商业、政治与社会纽带。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一直是阿富汗的最大邻国，也是中亚地区最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对阿富汗的兴趣主要源于自身安全顾虑。然而，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也与中国增强经济合作梦想的成功密切相关，因为如果阿富汗冲突久拖不决，整个地区都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自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干预阿富汗行动以来，中国一直持谨慎态度，对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介入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中国居间协调各方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都说明，中国似乎正在尝试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而言，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可使它发挥更加积极的重大作用。和阿富汗的其他邻国不同，对于阿富汗发生的历次战争，中国一直没有介入；阿富汗人对于中国没有不良记忆，中国通常不被视为敌人。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友好关系，并同时受到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信任。而且，与阿富汗相关的三个主要集团和峰会，即四方协调组（QCG）、莫斯科峰会、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一直都是参与者。与此同时，阿富汗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让崛起中的中国，展示它如何在解决安全缺失、地区沟通与合作缺乏等问题上发挥作用。
译者：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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