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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HSANOĞLU教授

很高兴来到这里,在本次会议上就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发表主题演讲。我一直深切关心这个问题,为了筹备2012年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国际大会“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文化的相会”,我曾努力了20年。所以,看到这个重要话题已经吸引了国际性的广泛学术关注,我感到很高兴。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如何组织这样的活动,而是如何合理地探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这个多面向的、历经千百年漫长历史并具有当代政治、经济相关性的主题。这样的复杂性,使得探讨该问题成为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历史上双方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中国对一个伊斯兰大国,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依然是一个中国,但另一边是57个国家,都是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成员。其中一些是中国的邻国,其他则分布在世界各地区,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地理上的多样性使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全面探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篇演讲所能做到的。更稳妥的方式是,探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代表组织OIC之间的关系。同时我还将探讨,对于中国对国内穆斯林少数族群尤其是维吾尔族实行的措施,穆斯林世界的舆论是如何反应的。

OIC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由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独立国家组成(57个成员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五个观察员国),是穆斯林世界的主要代表。因此我的演讲将以中国和OIC的关系为主题。我将以分析性的方式探讨这一主题,并加上我担任OIC秘书长期间的一些细节,并将重点放在2009年7月5日的事件上。

中国与OIC的外交交流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中国与OIC的关系,一方面是外交举动与礼节性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有关。我们目前已知的首次外交举动,是1974年2月周恩来总理向OIC第二届峰会致贺,这开启了中国与OIC在官方层面的友好互动。此后的第三、第五和第六届伊斯兰峰会,赵紫阳总理均致贺。1997年的第八届峰会和2000年的第九届峰会,李鹏总理和朱镕基总理分别致贺。从OIC一方而言,在外交举动方面,第七任秘书长阿兹丁·拉腊基(Azeddine Laraki)在邓小平去世时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表示哀悼。2010年中国南方发生洪灾时,我向中国政府致信慰问。

政治关系方面,OIC一直就自身面临的问题寻求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在波黑战争期间。1993年3月塞内加尔总统、OIC主席阿卜杜·迪乌夫(Abdu Diouf)致信杨尚昆主席,就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表示OIC的立场。2001年5月,我的前任Abdelouahed Balekeziz博士致信唐家璇外长,敦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在波黑战争问题上,阿卜杜·迪乌夫总统曾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不久后OIC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重申了OIC的立场,并促请中国支持。

2005年OIC进行机制转型,诞生了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秘书长。2005年底在麦加举行的特别峰会批准了改革方案,通过了OIC第一个十年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人权、良政、问责制、透明等主要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将其纳入OIC的规定,并敦促成员国遵守这些价值观。维护人权、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得到了突出强调。

在这一背景下,在2006年巴库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第33届外长会议上,作为OIC秘书长,我在报告里敦促中国当局积极回应国际组织的相关建议,结束意在恐吓中国穆斯林群体的运动,释放被关押的宗教领袖及其他政治犯,保障、维护中国穆斯林的文化与宗教身份。

2009年7月5日的事件

在2009年7月5日的事件之前,2009年6月22-25日大马士革举行的OIC外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就新疆的穆斯林处境问题,与中国展开接触与磋商。该决议还呼吁各成员国在此事上支持秘书长,以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也许是OCI首次就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关注,以及与中国穆斯林的团结,向中国当局表达公开信息。

对这一呼吁及任何其他呼吁,北京方面都没有回应,直至2009年7月5日令人悲伤的事件爆发,维吾尔人和汉人在乌鲁木齐发生冲突。一系列的暴力骚乱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与公共舆论的关注,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

此事发生后,我从多方面仔细考虑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全面咨询OIC秘书处同事的意见后,决定在三个层面上开展行动。首先,我分别在7月6日和8日发表声明,表达OIC对正在发生的冲突、大量的人员死亡以及中国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立场。第二,我致信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Pillay)女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号召OIC执行委员会成员在7月13日开会,在大使和常驻代表的层面讨论该问题。

在7月6日发布的第一份声明中,我呼吁中国安全部队在对待这场平民抗议时应遵守国际标准,保持克制与行为妥当,并呼吁中国当局从更全面的角度处理该问题,解决导致骚乱的深层次原因。我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护所有族群成员的基本人权。

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和大量人员的死亡,我发布了第二份声明,谴责了中国迫使维吾尔族穆斯林生活于其中的恐惧气氛,敦促中国当局为所有平民提供合理的保护。我表示,单靠安全措施无法解决问题,敦促中国政府以对话方式全面应对该问题。维吾尔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想要强调自身的文化、族群特征和穆斯林身份,他们有权自由地享受这些权利。

中国方面以惯常的谨慎对待相关问题。但是,当我们宣布准备召集OIC执行委员会会议时,中国突然采取了积极行动。中国邀请OIC驻北京使节去外交部,劝阻他们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时,我接到了几个OIC重要国家的外交部的电话,建议我不要把事情拿到OIC层面,而是由OIC成员国通过双边渠道来处理。

开始几天我们联系不到中方,几天后,驻利雅得和吉达的中国外交官联系我的同事,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讨论。7月12日和13日,以S. Kasim Al Masry大使为首的OIC少数族裔部专家组,与中国代办举行了会谈。中国代表请求秘书处暂停拟就乌鲁木齐事件召开的OIC会议,以避免向中国人民传递错误的讯息,损害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OIC官员明确向中方表示:

第一,OIC秘书长遵守OIC章程,致力于执行OIC外长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规定,必须以公平公正、不使用双重标准的方式考虑并慎重处理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

第二,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助中国政府,为中国穆斯林维权,我们将欢迎中国邀请一个OIC代表团访华,从一手来源获取信息。

第三,在这样的事态下,秘书长有责任召集一次会议,以客观探讨该问题。OIC的政策是不鼓励任何分离主义运动,也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OIC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这番协商之后,双方达成一致,OIC将派出一个“友好”代表团而非“真相调查团”访问该地区,然后OIC秘书长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OIC会议与中国之行

OIC建议的在7月13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最终于7月22日在位于吉达的OIC总部召开。Kasim大使就乌鲁木齐局势向OIC各成员国代表做了汇报。

汇报包含一段对新疆的历史性回顾。新疆以历史上对伊斯兰文明的贡献闻名,也涌现过很多造福于人类的杰出人物。目前,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非穆斯林移民正在大量有组织涌入,并定居下来,这可能使穆斯林原住民丧失其身份认同,面对这一情况,新疆正在努力维持其穆斯林身份,以及文化与族群的独特性。Kasim先生还回顾了造成近期骚动的直接原因,这与涉及新疆穆斯林人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关。事实上不仅维吾尔人,在非OIC成员国生活的许多穆斯林少数族裔都面临这个问题。汇报还提到OIC秘书长与OIC成员国、联合国人权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的联系。对中国代表,OIC全面阐述了自身立场,即致力于维护和巩固与中国的良好历史关系。秘书长敦促中国官员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能只是采取安全措施。

2009年9月17-21日,友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会见了北京外交部官员和乌鲁木齐当地官员。中国政府基本没有给代表团多少机会来同公众直接交流。代表团就接触获得的情况与观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然后双方开始准备OIC秘书长的访华,这是OIC历史上的第一次。2010年6月17-21日,访问得以完成。

在访问期间,我们会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中国高官。在访问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我们也会见了当地高官。我们见到的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强调,他们的目标是提高维吾尔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使之在2015年之前追上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在2029年之前完成维吾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中,我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OIC遵行其章程和“十年行动计划”的规定与准则,以及OIC峰会、外长会议达成的决议所赋予其的职权。OIC也参考穆斯林世界的舆论采取行动。

第二,基于上述准则,对于生活在非OIC成员国的穆斯林群体,OIC的政策遵循以下原则:
(1) 不干涉所在国内政,完全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在完全尊重所在国宪法与法律框架的前提下,致力于提升穆斯林群体的文化与社会权利;
(3) 通过官方渠道而非私下渠道与生活在非OIC成员国的穆斯林群体沟通;
(4) 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暴力与分离主义活动。
在过去40年里OIC一直根据这些指导原则处理与生活在非OIC成员国的穆斯林群体的关系。

第三,在新疆问题上,OIC愿意与中方更好地沟通协作。OIC希望从2005年到2010年,中国和OIC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这有助于消除很多双方因为在“七·五事件”上缺乏沟通协作而造成的误解。OIC遵循上述准则,并在穆斯林世界舆论的要求之下,就该问题采取行动,这与OIC针对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类似问题的做法完全一样。

第四,双方都需要面向未来。OIC通过的决议并不是针对中国的。OIC与中国的关系对未来具有战略意义。就非OIC成员国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况问题通过决议,并不代表OIC对中国持有负面态度。

这次正式访问结束时,双方达成并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了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历史悠久的关系,以及OIC秘书长一行得到友好接待。

OIC与中国探索以不同渠道加强协商合作,尤其是在政治、经济、贸易与文化领域。

OIC与中国都重申,双方对很多国际问题持有共同立场,因此强调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彼此支持的重要性,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中东和平进程问题。

中方强调重视OIC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府间组织所扮演的角色。OIC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中方向OIC秘书长阐述了中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并促进所有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关系。中国政府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目标是使该地区的人均GDP到2015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OIC秘书长向中方阐述了OIC的职能、章程和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基础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不同文明、文化、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双方都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

双方同意就中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关系问题共同组织一场学术研讨会,以通过这一具体方式来巩固中国与OIC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探索未来的合作可能性。

本次访问取得的明显成就之一,是我在演讲开头提到的首次“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国际大会的举办。

就我的个人印象而言,我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享受文化与宗教权利的状况大不相同,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待人权问题、文化与族群敏感问题、宗教场所管理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并没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存在的那些问题。这个观察使我们在做判断时变得更加谨慎。

阿拉伯媒体对新疆问题的反应

接下来我谈谈针对中国当局在“七·五事件”中对维吾尔人采取的措施,穆斯林世界的舆论反应。这里考察的是沙特媒体对该事件的反应。

就沙特媒体对中国的呈现而言,乌鲁木齐骚乱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至少自2006年以来,沙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一直保持正面或中立的基调,但该事件激发了一波负面评论。对于一场明显的穆斯林含冤反抗事件,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压,以及死亡人数的逐日增加,在沙特激发了公众愤慨。几家沙特报纸和网络媒体决定刊发一些据认为是维吾尔人遭受屠杀的照片,然后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充满激烈情绪的描述,更加深了公众的愤怒。

在1990年代,波黑和车臣的冲突曾引起沙特公众关注,这次的乌鲁木齐骚乱造成了类似的效果。2010年和2011年又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以及宗教方面的团结,使公众一直保持对事态的关注,并开始以一种“他者化”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突然爆发的这种公众关注,还加深了一种之前就存在的对中国的恐惧,即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沙特媒体曾予以谴责,而在这次对新疆的报道中,沙特媒体又重拾这些“冷战”词汇。

这逐渐影响到了沙特媒体对中国其他方面的报道,例如,某位作者可能会称赞中国的发展模式或中国人的勤劳,但这经常会随附一些表示遗憾、批判性的评论(尤其是在2009年之后),或者是说中国缺乏精神传统,或者指责中国持续地压制穆斯林对宗教虔信的表达。舆论压力对这种现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沙特的网络评论中,某位作者如果没有提到中国应该负的责任,就会遭到公众谴责。有时甚至能看到这样的评论,有人会拿美国和中国做对比,认为美国至少是信仰另一种亚伯拉罕宗教(基督教),而中国则是官方钦定的无神论,因此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差异可能是不可调和的。有人会据此提出一种主张:尽管西方和伊斯兰作对,但西方好在至少保持着一种核心的宗教身份,而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和无神论(不道德的)文化,决定了它是反穆斯林的。

媒体的整体报道揭示出,存在着一些紧张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从民意调查来看,沙特人一直对中国持有负面态度。第一个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沙特人对中国及中国与“伊斯兰”的关系有一种真实的恐惧,这既是因为中国对待国内穆斯林的方式,也是因为中国的身份是有问题的,中国是一个公开表示坚持官方“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国家。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伊斯兰教对沙特公众具有核心重要性,因为沙特人遗留自“冷战”时代的整体印象,也因为中国无论政府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这种现状都会维持。未来几年里,这种负面印象可能变得更严重,因为维吾尔问题可能在沙特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媒体里继续发酵,因为巴基斯坦等地的冲突可能蔓延到新疆,目前没有什么办法缓解这一趋势。

总而言之,“七·五事件”令人悲伤,风波也渐渐平息,对于OIC与中国的积极关系而言,这已经成为历史。显然,双方的关系并未因“七·五事件”而终止,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发展。2012年1月13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沙特期间同OIC秘书长在利雅得会晤,2012年6月OIC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北京参加“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文化的相会”国际大会,都是进一步发展的步伐。

如果你问我后面这些交流的主要成果,我想说,双方对彼此都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以更务实的方式认识到了,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前景广阔的交流与合作。

(译者赵卫东。小标题为编者所加。)